書鄉(xiāng)：《革命者》一書主要聚焦的是中共早期上海地區(qū)的革命歷史與革命志士，寫這樣一部作品是出于什么樣的想法和契機?

　　何建明：我寫《革命者》和馬上就要出版的《雨花臺》，除了時代需要，更多的是在參觀這些烈士紀念地時，被我們的革命先烈精神與事跡真正感動了。我認為，文學不去關注和重視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最主流的、最閃耀民族精神光芒的東西，是對文學和人性的失誤。作為一個報告文學家，40多年來我寫過好幾部與黨史有關的作品，這次我想推出一部不一樣的“文學黨史”書，用閃耀著共產(chǎn)黨人黨性和人性光芒的敘事來講述那段崢嶸歲月。

　　建黨初期共產(chǎn)黨經(jīng)歷了腥風血雨的嚴酷斗爭與考驗，但這部分歷史現(xiàn)在很多年輕人并不知道，甚至不太珍惜今天的日子。我想通過把建黨初期那些年輕共產(chǎn)黨人為了實現(xiàn)建立一個新中國而付出的代價、所懷揣的那份理想與信仰，及其前赴后繼、流血犧牲的悲壯歷史講述給今天的中國人尤其是青年們聽，從當年的共產(chǎn)黨人身上學到一些寶貴的精神，從而做好今天的工作。

　　書鄉(xiāng)：比起后來的革命勝利，這里面的早期革命者彌漫著濃重的悲劇氛圍，一個是他們當時從事的城市革命面臨慘痛失敗，一個是他們犧牲時都年紀很輕，讓人覺得非常惋惜。您怎么認識早期的這些革命者?

　　何建明：共產(chǎn)黨走的路一直在探索之中，不知道前面怎么走法，就像上海的一條條弄堂，拐彎抹角，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情況。但這更加了不起，因為革命者就是要流血犧牲，革命者從來不怕獻身。

　　共產(chǎn)黨在成長過程中，早期缺少經(jīng)驗，走過一些彎路。其實一開始走城市武裝斗爭道路也有成功，比如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就成功了，但遇到了一些重大挫折，最重要的是沒有認清蔣介石的野心，他隨后就發(fā)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。緊接著顧順章等叛變事件，讓中共組織沒辦法在上海再立足，很多同志都被出賣了。內(nèi)部出了問題，這是最可恨可氣的，所以現(xiàn)在講信念教育，意義就在這里。面對挫折共產(chǎn)黨一度采取了冒進路線，沒有根據(jù)中國實際情況來處理，造成了損失。所以為什么毛澤東偉大，就因為他發(fā)現(xiàn)中國和俄國不一樣，是以農(nóng)民為基礎的國家，開辟了農(nóng)村包圍城市的路線。

　　書鄉(xiāng)：您寫到了很多位革命者，有瞿秋白、鄧中夏、趙世炎、柔石這些我們熟悉的人物，還有許包野、曹順標、丁香這些我們不熟悉的人。眾多烈士里，您如何去選擇書寫的對象?

　　何建明：寫這樣的作品比較難，趙世炎、鄧中夏這些必須要寫，不能忽略了天空中最閃耀的人物。但我特別關注那些我們從來不知道的人，他們身上的品質和故事，特別催人淚下。比如許包野教授，他是哲學法學雙博士，化名“保爾”工作，不幸犧牲后，他的妻子等了53年都不知道他死了，連黨組織也不知道，1985年才查明“保爾”就是許包野。真是太感動了，所以每當我去到龍華和雨花臺，都希望能把他們一一呈現(xiàn)出來，每個人都是一本教科書。

　　《革命者》寫了二百多位烈士，在姊妹篇《雨花臺》里，我寫到1200人，烈士四五百人。還寫了兩本小書，講袁咨桐和歐陽立安，他們犧牲時才十六七歲，寫出來讓我們今天的少年兒童看看。雖然書是有限的，無法呈現(xiàn)所有的人，很多烈士也沒有名字，無法探索真實故事，但我有這個愿望，能盡可能還這段歷史以應有的地位和形象，他們的事跡一直留在我的腦海當中。今年是建黨100周年，我年紀也大了，再不寫，以后可能再也沒有人這樣一次又一次地參觀紀念館，這樣深挖了。

　　書鄉(xiāng)：有人說人的本性是自私的，但這些革命者讓我們看到，世界上真的有人如此忘我和崇高，為了一項公共事業(yè)甚至可以獻出生命。這到底是怎樣一種信念，能支撐著他們前赴后繼地投入進來呢?

　　何建明：當時帝國主義壓迫，加上腐朽反動軍閥政府，喘不過氣來。“五四運動”爆發(fā)就是因為在巴黎和會上戰(zhàn)勝國分贓，要把德國占領青島給日本，這使得中國有良心知識分子決心一定要推翻舊政府。血燃燒起來了，生命并不重要，而是一定要實現(xiàn)理想，這是一個特定時代中呈現(xiàn)出來的，今天很難再有那種逼迫感和革命氣氛。但今天也會有一些相似的經(jīng)歷，比如現(xiàn)在美國壓迫我們，人們的情緒就起來了。

　　所以今天要不斷歷練，心中要有愛國主義，沒有一點理想，價值觀和判斷就會出現(xiàn)問題。和平時期這種信念可能會減弱，但正因如此，才要加強學習，知道今天的生活是怎么來的，人不能丟失太多東西。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讓人們了解真實歷史，去思考我們今天有什么差異，樹立自己的信念，做好自己的工作。